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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的人生经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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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(1037年1月8日)出生于眉州眉山,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。苏轼的父亲苏洵,即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,始发奋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奋虽晚,但是很用功。

  苏轼其名“轼”原意为车前的扶手,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,不可或缺之意。庆历八年(1048年),苏洵因父丧居家,闭户读书,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。

  苏轼生性放达,为人率真,深得道家风范。好交友、好美食,创造许多饮食精品,好品茗,亦雅好游山林。

  嘉祐元年(1056年),苏轼首次出川赴京,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、十九岁的苏辙,自偏僻的西蜀地区,沿江东下,于嘉祐二年(1057年)进京应试。

 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,苏轼一时声名大噪。他每有新作,立刻就会传遍京师。当父子名动京师、正要大展身手时,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。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。嘉祐四年(1059年)十月,守丧期满回京。

  嘉祐六年(1061年),苏轼应中制科考试,即通常所谓的“三年京察”,入第三等,为“百年第一”,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四年后还朝,任判登闻鼓院。

  公元1099年,62岁的苏轼被贬到昌化军(属今海南省)。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直在祖国的南方讨生活,可悲的是距离京城越来越远,官职也越来越低。

  被贬到昌化军的苏轼原本寄居在一所官屋中,但是后来被朝廷听闻,不得不搬出。为了有一处休息之地,苏轼只好在儋州城南桄榔林下自己筹建一处住宅,名曰桄榔庵。

  而在桄榔庵居住之时,晚年苏轼写下了极为伤感的一首宋诗,10个字写尽无限落寞。且看:

  译文:凉气阵阵袭入卧室,月光把庭院的角落都洒满了。好一个清秋月夜!夜越来越凉,露水越来越重,在竹叶上凝聚成许多小水珠儿,不时地滴滴答答地滚落下来;此时月照中天,映衬得小星星黯然失色,像瞌睡人的眼,忽而睁,忽而闭。

  月亮已经西沉,大地渐渐暗下来,只看到萤火虫提着小灯笼,闪着星星点点微弱的光;那竹林外小溪旁栖宿的鸟儿,已经睡醒,它们互相呼唤着,准备结伴起飞,迎接新的一天。 这一夜思考着千桩万桩的事,哪一桩不与战事有关?彻夜难眠啊,只能枉自悲叹如此良夜白白地逝去。

  这首宋诗的题目是《倦夜》,写于某一个夜里惊醒的凌晨。晚年的苏轼极尽落寞,虽然时常还会有旷达之语,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,那种说不尽的痛楚还都是显而易见的。

  尤其是这首诗歌当中的“孤村一犬吠,残月几人行”,写出了苏轼当时居住环境的荒凉,借以反衬苏轼自身的无限落寞。

  展开全部苏轼(1037-1101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北宋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)人。与其父苏洵、弟苏辙合称“三苏”,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在中国文学史上,父子、兄弟、叔侄并称的著名例子不少,如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、曹植合称“三曹”,三国后期的阮籍与其侄阮咸并称“大小阮”,西晋的陆机与其弟陆云并称“二陆”,潘岳与其侄潘尼并称“两潘”,明代公安派的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兄弟合称“三袁”,等等。就整体水平和社会影响而言,三苏父子无疑是最高的。在名垂青史的“唐宋八大家”(均为散文作家)中,他们一家就占了三位,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奇迹。其中,苏轼的成就尤其惊人:在散文方面,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导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;在诗歌方面,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;在词作方面,他开创了豪放派,与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像苏轼这样在诗、词、文三方面都达到一流水平,作出巨大贡献的全能作家,在文学史上大概难以找到第二人。再加上他精于书法,被尊为“宋四家”之首(另三家为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),又擅长绘画,后人称其诗、词、文、书法、绘画“五绝”,真是千古一人,千古一人啊!

  早在青少年时代,聪颖好学的苏轼便“奋厉有当世志”,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。嘉礻右二年(1057),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,以其卓荦不群的才华而名震京师,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。然而,就在此时,其母程氏病故,苏轼立即与父亲、弟弟回乡奔丧,并在家守丧两年。此后十年,苏轼又先后遭受丧妻、丧父之痛,仅仅当过三年多的凤翔府签判。熙宁二年(1069),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,开始变法。尽管苏轼主张革新政治,却力主渐进,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,因而引起新党的不满。苏轼历任地方官,看到新法推行中的若干弊病,常常作诗讥讽,更激化了与新党的矛盾。元丰二年(1079),新党中的投机政客以“谤讪新政”的罪名将他逮捕,企图将他置于死地,这就是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经过多方营救(包括已经退隐的王安石的上书营救),苏轼被责授黄州(今湖北黄冈)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这是他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。神宗死后,哲宗嗣位,高太后控制朝政,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,苏轼也被起用,先后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知制诰,官至礼部尚书。旧党尽废新法,苏轼则有所保留,主张兼用所长,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,他只好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。高太后去世后,哲宗亲政,早已变质的新党重新得势,苏轼连连遭到打击,先后被贬到惠州(今广东惠阳)、儋州(今海南儋县),成为被放逐到天涯的孤臣。直到元符三年(1100),他才受命由儋州渡海北返,次年便离开了人世,享年六十五岁。总之,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,几起几落,饱经忧患。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,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。晚年的他,更是境况凄凉,令人悲叹。

  然而,在一般人的印象中,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、顾影自怜的落魄者,而是一个豪迈洒脱、个性鲜明、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。确实,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,苏轼尽管有失望,有牢骚,有悲愤,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。这首先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,忧国忧民的精神,乐观开朗的胸襟,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。而这一切,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。

  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,亲射虎,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,鬓微霜,又何妨。持节云中,何日遣冯唐?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。

  词的上片写出猎的盛况,下片抒报国的豪情,“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”尤为形象传神,令人振奋。又如那首更加脍炙人口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: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崩云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!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、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、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梦,一樽还酹江月。

  全篇气势磅礴,格调雄浑,撼人心魄,为宋词开创了全新的境界,被誉为“千古绝唱”。吟诵这壮美的词章,谁能想到苏轼已经被贬黄州,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!

  文学,挥洒着苏轼对生活的热爱。这里有对祖国美好江山的生动描写,如传诵极广的七绝《饮湖上,初晴后雨二首》(其二):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  这里有对生活场景的信笔抒写,如七律《新城道中二首》(其一):东风知我欲山行,吹断檐间积雨声。岭上晴雨披絮帽,树头初日挂铜钲。野桃含笑竹篱短,溪柳自摇沙水清。西崦人家应最乐,煮葵烧笋饷春耕。

  这里有珍惜生命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绵邈深情,如七绝《海棠》: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

  这里还有他对生活哲理的独特发现。例如充满机趣的七绝《题西林壁》: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寥寥二十八字,大处着笔,发人深省,远远高出那些具体描写庐山风貌的诗篇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一语,已化为妇孺皆知的熟语,具有久远的生命力。又如另一首七绝名作《惠崇春江晓景二首》(其一):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明丽的画面上,动静相映,生意盎然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一句,联想既出人意表,又深含物理与哲理,真是神来之笔。

  正是由于对生活充满热爱,苏轼从来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,而是永远含笑面对人生。即使晚年贬谪岭南,处境艰危,他仍然随时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。如《食荔枝二首》其二云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轻松的笔调中,透出的是独立不倚的个性。

  文学,浸透着苏轼感人至深的真情。这里有生死相依的兄弟之情,如《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》(其一)云:“与君世世为兄弟,再结来生未了因。”有温馨难忘的朋友之情,如七律《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》中云:“已约年年为此会,故人不用赋招魂。”有刻骨铭心的夫妻之情,如那首催人泪下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》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;明月夜,短松冈。”还有真挚纯洁的男女之情,如那首清丽婉约的《蝶恋花》: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!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,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,多情却被无情恼。”……

  文学,寄托了苏轼对美好人生的向往。最能代表这种向往的是那首极富浪漫色彩的《水调歌头》(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”)。全篇写得酣畅淋漓,摇曳多姿,结句云: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这不仅是苏轼在苦恼人生中的真诚愿望,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向往幸福的共同心声。

  是的,文学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是苏轼的精神家园,是其生命意义的集中体现。而苏轼本人,也已化作不朽的文学精灵——西蜀山水孕育的文学精灵,永远激励和指点着在人生的旅途上艰苦跋涉,在文学的峰峦间奋勇攀登的人们。

  展开全部他的父亲苏洵,即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,始发愤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愤虽晚,但用功甚勤。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,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。当然,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,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,更不能年未及冠即“学通经史,属文日数千言”,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。

  嘉佑元年(1056年),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,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翌年,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,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,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。

  嘉佑六年(1061年),苏轼应中制科考试,即通常所谓“三年京察”,入第三等,为“百年第一”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,丁忧扶丧归里。熙宁二年(1069年)服满还朝,仍授本职。他入朝为官之时,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,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,此时神宗即位,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。苏轼的许多师友,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,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,被迫离京。朝野旧雨凋零,苏轼眼中所见的,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“平和世界”。

 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,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,认为新法不能便民,便上书反对。这样做的一个结果,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,不容于朝廷。于是苏轼自求外放,调任杭州通判。

 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,任满后,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,任知州。政绩显赫,深得民心。

 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,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。当时有人(李定等人)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,大做文章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,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,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罪名,被捕下狱,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  苏轼坐牢103天,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,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
  出狱以后,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(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)。这个职位相当低微,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,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,种田帮补生计。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。

  宋神宗元丰七年(1084年),苏轼离开黄州,奉诏赴汝州就任。由于长途跋涉,旅途劳顿,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,且路费已尽,再加上丧子之痛,苏轼便上书朝廷,请求暂时不去汝州,先到常州居住,后被批准。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,神宗驾崩。

  哲宗即位,高太后听政,新党势力倒台,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。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。在朝半月,升起居舍人,三个月后,升中书舍人,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。

  俗话说:“京官不好当。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,认为其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一丘之貉,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。

 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,又不能见谅于旧党,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,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。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,疏浚西湖,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,也就是著名的“苏堤”。

 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,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但元佑六年(1091年),他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,外放颍州。 元佑八年(1093年)新党再度执政,再次被贬至惠州(今广东惠阳)。后徽宗即位,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元符三年(1101年)大赦,复任朝奉郎,北归途中,卒于常州,谥号文忠。享年六十六岁。

 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(1068~1077)重用王安石变法,变法失利后,又在元丰年间(1078~1085)从事改制。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,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,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“乌台”,所以此案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
 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,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。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,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。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,苏轼被抓进乌台,一关就是4个月,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。

  元丰二年 (1079年),苏轼移任湖州 (浙江省吴兴县),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,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,诽谤朝廷。

  御史李定、何正臣、舒亶等人,举出苏轼的《杭州纪事诗》做为证据,说他“玩弄朝廷,讥嘲国家大事”,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,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,如:“读书万卷不读律,致君尧舜知无术”,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,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、舜那样的圣人,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、监督官吏;又如“东海若知明主意,应教斥卤变桑田”,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。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,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?又如“岂是闻韶忘解味,迩来三月食无盐”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。总结一句话,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,罪大恶极,应该处死刑。

 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,他自认难逃死罪。最后终能幸免一死。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,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(湖北省黄冈县),苏轼被拘禁近百日,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。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《乌台诗案》。“乌台”即御史台。《汉书·朱博传》:“是时,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;又其府中列柏树,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,晨去暮来,号曰朝夕乌。”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,御史台为乌台。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,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,监察御史里行(御史台的见习史官)舒覃、何正臣等,因此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
  苏轼致祸的原由,除上述的“莫须有罪名”外,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。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。

  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,有一日,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,王不在,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——“明月枝头叫,黄狗卧花心。”

  苏东坡瞧了又瞧,好生质疑,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?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?以为不妥。于是提笔一改,将诗句改为“明月当空照,黄狗卧花荫”。

  王安石回来后,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,就将他贬到合浦。苏东坡到合浦后,一天,他出室外散步,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:“黄狗罗罗,黑狗罗罗,快出来呀?罗罗,罗罗罗罗。”苏东坡出于好奇心,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,小孩说,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,好捉它。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,见有几条黄色、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。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?小孩说:黄狗虫,黑狗虫。苏东坡离开花丛,来到一棵榕树下,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,问旁人,这是什么鸟叫?旁人答道:这叫明月鸟。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,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。

  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。从史实上看,王安石罚苏轼,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。其实质上的原因,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。所以,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。

  展开全部宋词是我国古代文苑中的奇葩之一,而宋词又有豪放与婉约之分。苏轼作为豪放的掌门人,一代文坛盟主,对词的贡献尤大。他一生在政治上跌宕起伏,充满坎坷和悲剧;在文学上却是人们公认的天才、全才。他这一文学巨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,是与当时社会以及个人命运息息相关。

  谈起苏轼,我们想到的最多的是他的豪放,可是仔细看看他的生活经历却发现,也许曾经的他也应属于婉约一派,是生活的磨砺让他用如此豪放的风格抒发内心的无奈与叹息。

  我们眼中的苏东坡与柳永最大的不同便是他的豪放。胡寅说过:词曲至苏东坡,一洗绮罗香泽之态,摆脱绸缪婉转之度,使人登高望远,举首高歌,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。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,他在早期却是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柳永的影响。

  我们看一下苏轼早期的一些作品,其实有很多都像我们说的那种绮丽缠绵。比如《水龙吟》,里面的“萦损柔肠,困酣娇眼,欲开还闭”,“不恨此花飞尽,恨西园、落红难缀”……这整首词的风格都是比较细腻缠绵的。再如《浣溪沙 春情》“香在衣裳妆在臂,水连芳草月连云,几人归去不销魂?”。在他的很多早期创作中都不难发现有类似作品的存在。

  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,这也是可以解释通的。子瞻生在一个书香门第,其祖父苏序,父亲苏洵都是有识之士,其父亲更是他的启蒙老师,小时候便要求他熟读《战国策》和前四史。可以想象到,在这样一个家庭里,苏轼必然会对当时社会上那些知名人士给予高度关注。而根据时间又可以推测出,那时候正是柳永之词盛行之时,“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”足见当时柳词的影响力。那么对于求知进取的苏轼来说,不关注是不可能的。

  再有,《吹剑续录》里说:东坡在玉堂日,有幕士善歌,因问,“我词比柳耆卿何如?”对曰:“柳郎中词,只好十七八女孩子,按执红牙拍,歌‘杨柳岸晓风残月’;学士词,须关西大漠,执铁绰板,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公为之绝到。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来,柳永在苏轼心里占有很高的地位,和他自己相比,他马上想到的是柳永。因此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来,苏轼对柳永一直都有很密切的关注。那么他的创作自然会在某些程度上受到柳永的影响。

  由于“乌台诗案”,苏东坡来到黄州。他从监狱里出来,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,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,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,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。但是,正是由于苏东坡的到来而成全了黄州,赋予黄州一种新的意味。但同时,也是黄州成全了苏东坡。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。苏东坡写黄州的那些杰作,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,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。

  众所周知,苏东坡有很多要好的朋友,日复一日的应酬,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,他有一半是为朋友而活。可是,当他出了事的时候,他的那些朋友不但没有给他关心,甚至连苏东坡写给他们的信他们都不回。在那种情况下,这无异于在苏轼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。我们从《卜算子》中可以了解那是何种的感受。

  “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?飘渺孤鸿影。 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”不难看出,词中那只寂寞的孤鸿就是词人自己的影子。词人在月夜漫步沙际,与徘徊不定的、尚未栖息的断鸿零雁相值,人伤谪官,雁悲离群,于是咏物见怀,把孤鸿的失群与幽人失志联系起来。词人有着孤鸿的情态,孤鸿有着词人的心志。词人和孤鸿两相关合,彼此沟通,不禁令人想起“不知蝴蝶之为庄周,庄周之为蝴蝶”的艺术化境。

  从此词中,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孤独寂寞。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,甚至是一封封才华横溢的书信都一去不归。没有人过问他的生活,没有人理解他心中的痛苦,没有人给他一点点的安慰与关心,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!可是,即使这样,词人也不会委屈自己,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,就算环境再艰苦,就算人情再冷淡,这些都不足以磨灭心中的志向与抱负。

  虽然当时苏轼政治上极度沉沦,然而他能调节自己的情绪,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,改变向来乐观的人生信念。就连他的政敌也往往由此惊叹“此老倔强犹昔”。他的《定风波》就很好得说明了这一点。

  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,一蓑烟雨任平生。 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行路中遇到于,其他人都狼狈不堪,苏轼独不改乎其度,反而觉得雨中竹杖芒鞋,吟啸徐行,别有其趣。这是借眼前经历抒写胸臆怀抱,而笔致轻松诙谐,表现了苏东坡一贯持有的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。人生境遇有顺有逆,这是无论谁都难免的。小至阴晴不定的暮春风雨,大至政治风浪中的升沉荣辱,苏轼此时已经经历的太多了。可能这也是这次他也能这么从容的原因所在。郑文焯评曰:“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,任天而动。琢句亦瘦逸,能道眼前景。以曲笔直写胸臆,倚声能事尽之矣。”

  还有一首词不能不提,因为它在词坛上是一个全新的突破。它就是《念奴娇 赤壁怀古》。同样也是写在黄州(有的学者说赤壁之战在嘉鱼县打的),这个不太令人关注的小地方。词的上片咏赤壁,下片怀周瑜,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。起笔高唱入云,气势足于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相媲美。江山、历史、人物一齐涌出,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。对于周瑜,苏轼特别激赏他的少年功名,英气勃勃,故特意插入“小乔初嫁”一句。写战争也是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、指挥若定,意在突出其风采与才能,再看自己,不但功业未成,反而待罪黄州,不禁深自感愧。故由怀古归到伤己,自叹“人间如梦”,举杯同江上清风、山间明月一醉销愁。词虽然兼有感奋和伤感,但是却掩盖不了那股豪迈气派,这是在以前的词中从没出现过的。因此,可以说,黄州成全了苏轼,使他成为豪放词派的掌门人物。

  苏东坡在黄州最值得提起的还有他的《赤壁赋》。虽然和《念奴娇》一样,有学者说他怀古怀错了地方,但是王尔德说得好: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。我们只需从艺术角度来看苏东坡的情怀。从他这篇文中,我们可以发现些许的道家痕迹。

  苏轼的祖父苏序淡于功名,疏达不羁。在苏轼小的时候常带他到苏府门前的竹林以及附近的道观中玩。在祖父的熏陶下,苏轼自幼爱读《庄子》,可能从那时起,道家思想就在苏轼心中萌芽了。并且他的弟弟苏辙可以说是他的内功老师。苏辙精通道家道教,作过《老子解》,能把老子教诲的清心寡欲付诸实践,并有顽强的毅力,坚持练功。他日常是通过书信和诗来传递信息,有机会和苏轼重逢时,便当面教练,而苏轼又是虚心地学,虔诚地练。所以这都对他道家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作用。

  可是,如果没有经历人生的磨难,对人生有所感悟,就很难融入道家思想。经历了官场的沉浮,此时的他应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成熟。我觉得苏轼的道家思想表现得最明显的当属《赤壁赋》。以往评论这篇文章,不会把“客”作为一个重点去看。可是据一些史料记载,这篇文章中的客乃是一位道士,他和苏轼是很好的朋友。这位道士是个道教徒,同时又很有学问,经历过生活的磨难。所以在《赤壁赋》中,倒是不仅没有狂热,反而显得冷静有余,已有浓厚的悲观情绪。当然,这种冷静不可避免的对苏子产生影响。再看苏子的水月之论,这是庄子的相对主义。另外,第一段景物描写,以及“清风明月”一段,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、消融、一致,这也是地地道道的道家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道家哲学、道家美学。

  可是,我们可以赞叹庄子、东坡的道家哲学、道家美学,我们却应认识到:《赤壁赋》结尾,东坡醉了,表面超脱、潇洒的《赤壁赋》中蕴涵着天才精英的巨大的悲愤!

  苏轼是一代伟大的词人,他洒脱,他豁达,他豪放,可是谁能看到这种华丽与豪迈背后的无奈与悲哀。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。因为他的优秀,所以也注定了他应是一个悲剧人物,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哀。

  苏轼(1037-1101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北宋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)人。与其父苏洵、弟苏辙合称“三苏”,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在中国文学史上,父子、兄弟、叔侄并称的著名例子不少,如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、曹植合称“三曹”,三国后期的阮籍与其侄阮咸并称“大小阮”,西晋的陆机与其弟陆云并称“二陆”,潘岳与其侄潘尼并称“两潘”,明代公安派的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兄弟合称“三袁”,等等。就整体水平和社会影响而言,三苏父子无疑是最高的。在名垂青史的“唐宋八大家”(均为散文作家)中,他们一家就占了三位,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奇迹。其中,苏轼的成就尤其惊人:在散文方面,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导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;在诗歌方面,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;在词作方面,他开创了豪放派,与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像苏轼这样在诗、词、文三方面都达到一流水平,作出巨大贡献的全能作家,在文学史上大概难以找到第二人。再加上他精于书法,被尊为“宋四家”之首(另三家为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),又擅长绘画,后人称其诗、词、文、书法、绘画“五绝”,真是千古一人,千古一人啊!

  早在青少年时代,聪颖好学的苏轼便“奋厉有当世志”,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。嘉礻右二年(1057),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,以其卓荦不群的才华而名震京师,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。然而,就在此时,其母程氏病故,苏轼立即与父亲、弟弟回乡奔丧,并在家守丧两年。此后十年,苏轼又先后遭受丧妻、丧父之痛,仅仅当过三年多的凤翔府签判。熙宁二年(1069),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,开始变法。尽管苏轼主张革新政治,却力主渐进,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,因而引起新党的不满。苏轼历任地方官,看到新法推行中的若干弊病,常常作诗讥讽,更激化了与新党的矛盾。元丰二年(1079),新党中的投机政客以“谤讪新政”的罪名将他逮捕,企图将他置于死地,这就是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经过多方营救(包括已经退隐的王安石的上书营救),苏轼被责授黄州(今湖北黄冈)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这是他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。神宗死后,哲宗嗣位,高太后控制朝政,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,苏轼也被起用,先后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知制诰,官至礼部尚书。旧党尽废新法,苏轼则有所保留,主张兼用所长,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,他只好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。高太后去世后,哲宗亲政,早已变质的新党重新得势,苏轼连连遭到打击,先后被贬到惠州(今广东惠阳)、儋州(今海南儋县),成为被放逐到天涯的孤臣。直到元符三年(1100),他才受命由儋州渡海北返,次年便离开了人世,享年六十五岁。总之,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,几起几落,饱经忧患。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,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。晚年的他,更是境况凄凉,令人悲叹。

  然而,在一般人的印象中,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、顾影自怜的落魄者,而是一个豪迈洒脱、个性鲜明、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。确实,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,苏轼尽管有失望,有牢骚,有悲愤,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。这首先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,忧国忧民的精神,乐观开朗的胸襟,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。而这一切,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。

  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,亲射虎,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,鬓微霜,又何妨。持节云中,何日遣冯唐?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。

  词的上片写出猎的盛况,下片抒报国的豪情,“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”尤为形象传神,令人振奋。又如那首更加脍炙人口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: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崩云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!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、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、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梦,一樽还酹江月。

  全篇气势磅礴,格调雄浑,撼人心魄,为宋词开创了全新的境界,被誉为“千古绝唱”。吟诵这壮美的词章,谁能想到苏轼已经被贬黄州,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!

  文学,挥洒着苏轼对生活的热爱。这里有对祖国美好江山的生动描写,如传诵极广的七绝《饮湖上,初晴后雨二首》(其二):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  这里有对生活场景的信笔抒写,如七律《新城道中二首》(其一):东风知我欲山行,吹断檐间积雨声。岭上晴雨披絮帽,树头初日挂铜钲。野桃含笑竹篱短,溪柳自摇沙水清。西崦人家应最乐,煮葵烧笋饷春耕。

  这里有珍惜生命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绵邈深情,如七绝《海棠》: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

  这里还有他对生活哲理的独特发现。例如充满机趣的七绝《题西林壁》: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寥寥二十八字,大处着笔,发人深省,远远高出那些具体描写庐山风貌的诗篇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一语,已化为妇孺皆知的熟语,具有久远的生命力。又如另一首七绝名作《惠崇春江晓景二首》(其一):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明丽的画面上,动静相映,生意盎然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一句,联想既出人意表,又深含物理与哲理,真是神来之笔。

  正是由于对生活充满热爱,苏轼从来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,而是永远含笑面对人生。即使晚年贬谪岭南,处境艰危,他仍然随时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。如《食荔枝二首》其二云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轻松的笔调中,透出的是独立不倚的个性。

  文学,浸透着苏轼感人至深的真情。这里有生死相依的兄弟之情,如《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》(其一)云:“与君世世为兄弟,再结来生未了因。”有温馨难忘的朋友之情,如七律《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》中云:“已约年年为此会,故人不用赋招魂。”有刻骨铭心的夫妻之情,如那首催人泪下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》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;明月夜,短松冈。”还有真挚纯洁的男女之情,如那首清丽婉约的《蝶恋花》: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!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,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,多情却被无情恼。”……

  文学,寄托了苏轼对美好人生的向往。最能代表这种向往的是那首极富浪漫色彩的《水调歌头》(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”)。全篇写得酣畅淋漓,摇曳多姿,结句云: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这不仅是苏轼在苦恼人生中的真诚愿望,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向往幸福的共同心声。